第四章 再论战略之争 (第2/3页)

而是孙承宗。具体内容如下：

    大学士孙承宗奏：“臣时执偏见谓经臣议诚然，独是八里为两城，而旧城之坑壕空营当在三里之外，而新城之守卒法当四万。则四万之退步跟将及之，而一不戒，将城下之备尽为我设，北山南水既无旁出，而贼方拥此四万于旧城之下，开关延之不可，闭关谢之不可。将城上之备，又为我设，而城中惊溃无问也。经臣曰：于山建山寨三，以为退守计，而三道关俱可入。盖法云，置之死地而生。经臣言边兵善走也，即杀不能止，况大势散，谁复为杀者。故为两城以固其心，而实置之死以励其必死之气，臣遂无以应。”

    在这篇奏疏中，王在晋在孙承宗的不停追问下，不得不透露出一个秘密：那些品坑地雷和壕沟既是为敌而设，又是为逃散士卒而备的，它们能代替截杀逃兵的督战队进行弹压，实际上就是要将士兵们“置之死地而后生”。

    王在晋知道“边兵善走”，而且实战中，兵败如山倒，杀之也不能止，而且截杀逃兵的督战队也会一同崩溃（即杀不能止，况大势散，谁复为杀者）。只有品坑地雷和壕沟能够起到阻止士卒逃跑的作用。

    在实战中，只要不开“三道关门”，重城的士兵退守山寨也难以保命，实际上陷于死战的境地。

    筑山海重关，一方面能够“以两城以固其心”关键时刻又可轻易将士卒“置之死地”，激发他们的斗志。

    但是这个事情又不能让士兵们知道，否则没人愿意去守重城了。

    听了王在晋的解释，孙承宗“遂无以应”。

    《三朝辽事实录》和《明史》所记载的内容基本相同，关键在最后部分，王在晋回答了孙承宗的问题，《明史》中没有记载。两者哪个比较可靠呢？

    《三朝辽事实录》记录的是奏章，《明史》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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