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红丸案 (第3/3页)

趣益急，因再进讫。臣等问再服复何状？答言平善如初。此本日情事也。次日，臣等趋朝，而先帝己于卯刻上宾矣。

    韩爌是东林党人，他的记载不会庇护非东林党的方从哲，因此比较可靠。

    从这个记载我们可以看出，泰昌在服用红丸之前，己经病入膏肓，而且“不用药己有二十余日”。泰昌自知来日无多，开始中交待后事，他“顾皇上，命臣等辅佐为尧舜”，并“又语及寿宫”，大臣们以为是问万历的寿宫（也许是故意打马虎眼），“以先帝山陵对”，泰昌解释说，“是朕寿宫”。可见，泰昌己经病得很历害，开始安排后事了，服不服红丸，都难逃一死。在这种情况下，服红丸只是死马且当活马医的最后一招。

    方从哲对李可灼的红丸是持审慎态度的。李可灼要进仙丹，“从哲愕然”，认为“进药十分宜慎”，韩爌等也“深以为然”，而泰昌本人坚持要用药，先是“命速进”接着又“趣和药”，吃完一颗后感觉不错，“欲再进一丸”，可是“诸医言不宜骤”，架不住泰昌“传趣益急”。所以泰昌用药与方从哲没有关系，御史弹劾他“轻荐狂医”，完全没有道理。

    方从哲虽然赏赐李可灼，但那很可能是泰昌本的意思，因为泰昌对李可灼进药非常欣喜，连说：“忠臣、忠臣”，并且泰昌用药以后“暖润舒畅，思进饮膳，诸臣欢跃而退”，因此泰昌赏赐李可灼是附合常情的。如果方从哲等人有阴谋的话，一定会在暗中交易，不会当日就赏赐，也不会以遗旨的形式大张旗鼓地赏赐李可灼。

    至于掌御药房的太监崔文昇，虽然曾在郑贵妃宫中服务过，但泰昌即位后升其为司礼秉笔太监，泰昌之死对他没有一点好处。而且泰昌用药是经过许多御医共同诊治作出决定，不是他一个人就能决定的。

    而太监轮岗也是正常现象，如魏忠贤曾经为天启母亲王才人服务，后来又成为天启母亲的敌人李选侍的亲信，在移宫案中还与李选侍站一起，后来又成为天启的亲信，并权倾一时。所以，认为崔文昇曾经为郑贵妃服务就认为他“包藏祸心”，是很牵强的。

    真正“包藏祸心”的是那些利用泰昌之死打击政敌的东林党人。因为方从哲是首辅，却不是东林党人，东林党人欲除之后快，所以炒作此事，并将祸水引向方从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