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七章 南攻北守 (第2/3页)

西班牙人。面对如此复杂的国际局势，明军要加速正规化建设，做好军事斗争的准备，对各级军事指挥人才的需求就显得尤其迫切。正所谓病急‘乱’投医，朱厚熜一方面命令五军都督府尽快筹办大明最高军事学府——讲武堂，推行正规化军事教育，培养中高级指挥人才，并在禁军开设各级随营武学，对年轻有实战经验的中低级军官进行轮训；另一方面，不得不把选拔军事人才的目光投向了那些文官士子。

    尽管明军开办有各级武学，朝廷也开有武闱开科取士。客观地说，如果真正严格地实行了这样系统的军校培养选拔制度，使任何有志于成为军官的人只要经过了系统的培训并且考试合格，便能取得武举或武进士的头衔，以此作为投身军旅的进身之阶，应该能对大明军队的正规化建设起到积极的作用。可实际上，各处武学一方面是因为缺乏相对专业的教官，另一方面也是受“以文统武”国策的影响和制约，对武童的教育和文科生员一样，以四书五经和《朱子注疏》作为主要的讲授内容，且日讲以三百字为限；对于军事科学方面的教育也仅仅限于古代传下来的兵法战策，教学质量可想而知。比之武学教育，武闱取士更要荒谬——武科考试重在刀枪骑‘射’是否娴熟，至于笔试，不过是看这些未来的军官是否粗通文墨、能否顺利地向朝廷上报告急文书或者报捷‘露’布。即便如此，武科考试也是时断时续，并没有形成象文科那样一整套规范严格的科举制度。而且，朝廷开武科取士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给那些承袭了或高或低的职务的世袭军户子弟解决学历问题，使他们能在日后的晋升能多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而普通兵士经由考试及格成为军官并被提拔为高级将领的，迄今一百多年还从未有过，所有平民出身的武进士武举人根本看不到获得高级军职的希望，他们的职业素养和敬业‘精’神又怎能提高？

    可以说，明朝的这种军事体制培养选拔出来的高级将领，几乎很少有人能具备运筹帷幄的谋略，有明一代，除了开国之初照例会辈出的名将，大概也只有戚继光、俞大猷、李成梁、邓子龙等寥寥数人可堪名将之称。

    与之相反的是，那些两榜进士出身的文官，或许是因为个人兴趣爱好，或许是因为能升任各重镇总督之职，倒是出了不少名烁古今的军事家，如有大明军神之称的王守仁王阳明先生、正统年间率领京城军民抗击瓦刺的于谦、于风雨飘摇之中率军抗击满清壮烈殉国的史可法等人，而扼守关外孤城宁远，取得了明季末年数次重大军事胜利的袁崇焕，则因功勋盖世、奇冤旷世，更是为后世之人所景仰所扼腕痛惜。

    即便不提那些或斯人已逝，或还未出生的历史名人，当前国朝进士出身的官员之中，也不乏文武双全之人。接替高拱任营团军监军的杨博便是其中的佼佼者；制科进士徐渭所献东南备倭御寇之策被朝廷采纳，也已崭‘露’头角，目前正与戚继光一起，着手细化各项方略，象他这样的人才，天生就是一个参谋长的好苗子，只要放在军中稍加历练，日后成就便不可限量。而在明经科的进士之中，也有多人在殿试策论中纵论兵事边务，比如二甲三名的探‘花’王崇古、二甲六名的殷正茂两人，都不约而同地提出了关于加强北部国土防务，抵抗‘蒙’元诸部的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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