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十九章 最佳的选择 (第2/3页)

能与西方文明一样，通过汲取新大陆的财富，实现本土社会物质的繁荣、思想的进步，从而使华夏文明进入一个良性的发展通道，再不会陷入兴衰轮回的怪圈。

    说到华夏历代政权的兴废，在客观上当然与社会矛盾的积累有关，而在主观上，人性随生存环境的转变而发生改变，也是很重要的因素。

    统治者的后代失去了先辈的睿智果决，受益者的后代抛弃了祖先的忠诚廉洁，勇士的后代没有了浴血搏杀的斗志。随着岁月的流逝，这种腐朽式的蜕变几乎伴随着每个朝代的延续不可逆转的加剧，直至最后的崩溃。

    华夏历代政治家从礼的角度出发，始终是以维持政权的稳定作为根本目标。于是乎，人性就成了最不可靠的变数，历史越往后走，社会主流意识越趋向于保守，甚至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终极口号。

    其实，在古代社会，各方面的发展都非常缓慢，人们很难意识到个人主观能动性的积极意义，往往只能看到其消极的一面。不只是华夏，全世界的古典文明，越往后发展，其社会主流意识往往都是越发趋向于保守与僵化。

    这也反映出了各个文明的思想家、政治家，在各自对客观世界有限认知的基础上，都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思考，殊途同归，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思想意识的解放，需要靠认知的进步与生产力的发展来推动。而反过来，思想的僵化，又会极大地阻碍认知的进步与生产力的发展。原本历史上的华夏社会，无疑就是陷入了后者的深渊。

    所以很多时候，一个时代的社会问题，往往需要从思想方面来寻找解决方案。客观环境与主观意识两者间的辩证关系，古人可能搞不清楚，但作为一名穿越者，万历心中还是很明白的。

    大明既是一个朝代，也是一个国家。国家，是私有制的产物，华夏也不例外。在传统社会，政权就是统治阶级统治人民的工具。世界上任何一个古典国家，其国家政权维护统治的功能始终是排在第一位的。

    随着历史的不断推进，人类社会其实一直都是从极少数人占有一切资源财富逐步向越来越多人资源共享的方向发展，从奴隶社会发展到后世的现代社会，越来越多的人都能公共资源中受益。与之相对应的，则是政权的统治职能一直都在逐步减弱，而政权的服务职能越来越被强化。

    社会生产力越低下，统治者越需要尽全力维护自身的统治地位，至于服务功能就根本无从谈起，而社会要提供越多的服务功能，反过来也需要越高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

    在此时的大明，谈这些还远得很，但万历也能清楚地意识到，华夏政权更替至明清时期，统治者在制定政策之时，虽然不知道能靠发展生产力来缓解阶级矛盾，却已意识到，统治阶级的权益需要被抑制，不能盘剥过甚，只有这样才能维持长时间的稳定。

    在政府提供不了更多社会服务的时代，这种意识无疑是先进的，同样反映了统治者对局面的一种理性认识。但这样反过来又制约了政权的调节应变能力，一旦发生动荡，就有可能危机重重。张居正克服巨大阻力推行改革所获得的那点积蓄，正常状况下已经可以维持政府很长时间的运转，而一旦情况有变，却又是杯水车薪远远不够。

    在此时的大明百姓看来，往往公家就是天家，公家收粮征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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